《華陽國志》是一部有影響的歷史、地理著作，《四庫全書》入史部載記類，近人則往往將其劃入地方志中，並被譽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約公元二九一—三六一），東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自後漢迄晉世，常氏世代為官，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時，得遍讀先世遺書，頗負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漢政權以後，注意網羅舊家大族。李期、李壽之世，常璩任成漢史官，獲讀宮中圖籍版檔，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漢志》、《蜀志》、《南中志》等書多種。東晉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溫伐蜀，璩與中書監王嘏等勸李勢降晉。入晉後，因受歧視，不復汲汲仕進，乃懷憤裒削舊作，為《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十二卷，分為兩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陝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邊境，西起今川西地區，東至長江三峽地區。後九卷是對我國西南地區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記載，從遠古蠶叢、魚鳧的傳說時期起，至東晉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敘述的側重點，則在公孫述、劉焉據蜀時期，三國蜀漢時期和氐李成漢統治時期。
此書體製完備，資料豐富，考證翔實，文筆富贍。草創始就，即倍受重視。范曄著《後漢書》，裴松之注《三國志》，曾大量採取其文，後來崔鴻著《十六國春秋》、酈道元注《水經》、劉昭注《後漢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無不盡量吸收《華陽國志》的成果。從《隋書‧經籍志》開始，歷代書志均加著錄。任乃強先生認為「其開我國地方史志創造之局，有如《史記》之於我國史籍」，是有道理的。
《華陽國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豐呂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傳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種本子，有三十種。任乃強先生整理此書，以清廖寅題襟館本為底本，校以現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認為反映了元豐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參考大量有關典籍，進行校勘、標點、輯補、注釋、附加論述及繪圖。其校、點和補均反覆斟酌，極見功力。其注釋、附論和插圖，對書中所涉及的我國西南地區的地理沿革、歷史事件、人物事跡、民族形成、經濟發展、土風民俗、物產資源、著作學術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區同內地的關係、古西南地區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詳細的闡述，有不少獨到的見解。由於任先生對西南地區的地理、歷史十分諳熟，而又能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的傳統方法，其所考訂，每能貫通歷史文獻、出土材料和實地情形，娓娓而談，令人信服。在整理《華陽國志》的同時，任先生又綜合各方面的材料，糾正了《漢書》及其顏注、《後漢書》及其李注、劉昭注、《三國志》及其裴注、《水經注》、《晉書》、《資治通鑒》及其胡注的若干謬誤。這些工作，對於研究西南史地，探討西南地區民族發展史和地區經濟發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的校勘記，以單行小字夾於正文中間，輯補文字於字下加▲符號，刪去之文字排小一號字，並加圓括弧以表明之，注釋置於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後。
應當說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說明所據版本而僅依文理改動者，又其所輯補的文字，除諸書明引為《華陽國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書之有關段落詞句以意補之者。這種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輯校原則有不盡合處。好在校勘記中對校改、增補文字的來歷及其校補理由均有說明，並有統一的標記與原文區別，讀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釋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夠證據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斷成份，我們仍依原稿排印，讀者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和作出判斷。在出土文物不斷增多，資料範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對這些問題，將會進一步得出更具說服力的結論。
本書原稿所附全部地圖均經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劉思源同志重新繪製，謹此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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